“女儿结婚的时候，男方给了20万彩礼，我添了30万正规期货配资，凑了50万带回去。”在福州从事工程生意的陈文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聊起儿女婚事时说道。他育有一儿三女，其中一位女儿便嫁在福州本地。
据陈文华观察，福州各区县彩礼行情不一，他女儿出嫁当年，他了解到有的要16.6万元，有的要18.8万元，这还不算数万元的“三金”费用。然而近三四年过去，当地彩礼均价已普遍涨至30万元左右。“这是普通家庭的标准，条件好的另当别论”。
陈文华的经历并非个例，而是福州婚嫁市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他说，按福州风俗，女方家通常不截留彩礼，而是全额作为嫁妆返还，有条件的还会再添一笔。“具体看经济情况。对普通家庭来说，压力还是很大的。”
在不少受访者看来，福州堪称全国彩礼“第一梯队”，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元的彩礼并不鲜见。这种看似“左口袋进右口袋”的操作，并未让婚姻变得更加轻松。相反，它成了一把衡量“身价”和财力的标尺，演变成普通家庭的一场无声的“财富消耗战”。
近日，福州市民政局和农业农村局发布《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第1509号建议的答复》，明确提出倡议将彩礼金额控制在10万元以内，引发了公众关注。
在彩礼高居不下的福州，为何要提出这样的倡议，又是否能有效遏制高额彩礼风气，值得进一步观察。
在外界看来，福建沿海地区经济发达，民营企业众多，似乎对高额彩礼见怪不怪。但事实上，这种“高彩礼、高嫁妆”模式，早已超越传统本身，成为不少家庭的现实负担。
福州“高彩礼”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福建省社科院原副院长李鸿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直言，高额彩礼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面子工程”。在福建有些沿海发达地区，男方给出高额彩礼，女方再将彩礼甚至更多资产作为嫁妆返还，本意是父母对子女往后幸福生活的重视，也彰显了双方家庭实力，但不能形成攀比风气——别人给得起，你给不起，便会被视为“低人一等”。
他说，高额彩礼现象是传统宗族观念在现代商品经济冲击下的一种扭曲投射。在高额彩礼的光鲜“面子”之下，是普通家庭沉重的“里子”。《福建省青年发展状况调查问卷》显示，当下年轻人大多认为结婚负担重。
他说，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这种压力传导呈现出巨大的撕裂感。在城市，尚可通过双方家庭的积蓄来勉强维持这种“资金内循环”；但在广大农村地区，适婚女性的大量外流导致性别比例失衡，留守在当地的男性为了争取稀缺的婚恋资源，不得不无奈接受高额的彩礼。最终，彩礼这一传统的婚姻“敲门砖”，异化为拦住无数年轻人步入婚姻殿堂的“高门槛”。
在陈文华看来，福州提倡将彩礼控制在10万元以内，相当于立下了标准。“富裕家庭自有补贴子女的方式，但对普通百姓来说，彩礼压力一直很大。现在官方有了明确导向，给了大家一个拒绝高额彩礼的‘理由’。”
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建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将彩礼标准限定在10万元以内，实质上是为男女双方家庭摆脱天价彩礼的攀比压力提供了一个可接受的“台阶”。他指出，彩礼本身承载着仪式感和社会承认的功能，遏制高价彩礼不能只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更有效的做法是，通过集体婚礼等富有象征意义的活动，将彩礼的展示性需求转化为公共仪式中的荣誉感与认同感，同时充分激活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等基层自治机制，让习俗在共建共治的过程中真正实现与时俱进。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长期关注高额彩礼治理，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谈到，虽然目前高彩礼治理难点集中在中西部，但东南沿海绝不能置身事外，必须将彩礼问题置于“全国一盘棋”下考量。“如果福州作为经济高地不主动‘限高’，周边欠发达地区的家庭就会产生趋利本能，倾向于将女儿嫁往高彩礼地区，导致限高政策因‘隔壁没限’而功亏一篑。”
事实上，福州提出将彩礼限定在一定金额内的倡议在全国范围内并非孤例。近些年，从中央到地方，针对高额彩礼的整治举措密集出台。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剑指农村高额彩礼，并首次强调“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释放出全新的政策信号。
与此同时，自2021年起，民政部分先后两批共确定了32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覆盖全国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形成国家、省、市、县、乡五级联动的改革格局。
靳小怡提到，截至2023年底，首批实验区三年周期已满，验收显示治理效果良好。但她提醒，若将改革视为一阵风式的“社会运动”，一旦监管放松，高价彩礼极易卷土重来。她在长期调研中发现，整治高额彩礼，当前仍面临着诸多难点与挑战。
靳小怡提到，若仅盯住“彩礼现金”，极易催生政策规避。“你限制现金不超过10万，我就要求男方婚前买豪车，或在城里全款买房。”她指出，在一些农村，“一动不动”（一辆车、一套房）早已异化为新的结婚刚需。这种隐形门槛往往比明面上的彩礼更沉重，让本就处于弱势的底层男性陷入更深的困境。
此外，中国庞大的人口流动规模，使得婚姻早已突破了地域限制。然而，基层治理往往以省为界。“各省之间治理的力度、标准和内容都存在差异。”靳小怡观察到，这种差异在省际交界地带尤为明显，有些人会刻意寻找政策的“洼地”，利用跨省婚姻的复杂性来规避监管。
靳小怡还提到，高额彩礼治理绝非某一个部门单打独斗能解决，民政、司法、妇联、共青团乃至村级红白理事会，都应成为移风易俗的力量。但在实操中，各部门间往往存在协同壁垒。“若各扫门前雪，缺乏常态化联动，很难从根本上撼动这一顽疾。”她说。
不过，在靳小怡看来，最难改变的还是传统观念。传统婚配中长期的“男高女低”梯度匹配惯性，导致大城市高知女性与偏远农村底层男性同时面临择偶困境。若不从根本上移风易俗，仅凭运动式行政干预，极易陷入“短期见效、长期反弹”的怪圈。
因此，她建议紧扣中央一号文件精神，重点推进省际毗邻地区协同治理。民政部可设立跨省联动治理示范区，探索打破地域壁垒的经验后再向全国推广。唯有从“一时一地”的运动式整治转向“全国一盘棋”的长效联动，才能真正巩固成果，防止回潮。
李鸿阶认为，经济压力大是降低青年人婚恋和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整治“高额彩礼”现象已势在必行，但必须讲究方式方法，要避免过于简单化和“一刀切”。他认为应加强舆论的正面宣传引导，重塑全社会的健康婚恋观；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制定弹性政策，按照各地的风俗习惯差异化施策。
“只要双方家庭的经济条件允许，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应允许其自由裁量，重点是画定红线，有效遏制借机敛财、致贫返贫的恶性行为。”他说。
记者：陈淑莲
（149793680@qq.com）
编辑：孙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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